陆铭(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)
当前，在外需受到国际政经环境影响的背景下，提振消费、扩大内需对于稳增长的作用进一步凸显。进一步提振消费，需要两方面并重，一是让消费者“有钱花”，一是要解决“有钱没处花”。促进服务业发展一方面有利于扩大就业，提升劳动收入占比，让人“有钱花”；另一方面，也通过提供多元的消费场景满足人们潜在的消费需求，让人“有地方花钱”。消费为何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
有学者认为，经济学理论尚不支持“消费拉动经济”这一认知。这种观点与中国实际有偏差，因为教科书式的宏观理论不讨论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摩擦，相关观点没有认识到中国经济在结构性方面的问题。
当前强调消费拉动经济增长，主要是有两个原因。原因之一在于，中国经济长期以来依赖于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，国内消费占比偏低，这样的增长方式对提升劳动收入占比以及居民福利贡献偏低。在外需受到国际政经环境的影响情况下，启动国内消费需求作为新的增长动力，能够使得经济结构也更加优化，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提升更加趋于一致。
从实际感受来说，当前中国也存在着大量潜在的居民消费需求，尤其是服务消费需求，例如教育、医疗、养老、幼托、文化娱乐、旅游、体育等等，而供给侧对这些领域投资不足、质量不够高，因此有大量的消费需求未能够得到充分的释放。
第二个原因在于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，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持续提升，同时在消费中，服务消费的占比也持续提升，这两点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。因此，强调消费增长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，就是面向中国未来可能持续提高的收入水平，不断地从供给侧优化结构、减少限制，释放消费增长的空间。
只有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，充分让需求牵引供给，供给创造需求，同时，政府在场景提供、减少限制性措施等方面，更好地与市场配合，才能让消费成为新的增长动力。如何解决“有钱花”？
增加居民收入是一篇大文章。首先，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直接挂钩。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，包括货币政策、财政政策还可以进一步发力，以推动经济增长。对一些能够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行业，要加力扶持，帮助它们稳步发展、扩大规模。此外，要用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、发消费券、涨养老金等方式提升消费能力。
其次，要调整产业结构，提高服务业比重。我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尚待提高，目前居民收入仍以劳动收入为主。如果对比制造业和服务业两个部门，制造业相对来说属于资本密集型，劳动收入占比偏低。而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，它的劳动收入占比较高，服务业的发展会更多带来劳动收入的增长，这是增加居民收入非常重要的来源。
第三是做好二次分配，包括优化税制、完善社保制度等，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农民工、新就业形态人员的社保。我建议，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社保体系和加快外来人口市民化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健全完善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制度，增强相关人员对于参保的选择性，稳扎稳打、统筹推进，让他们切切实实享受到福祉。
第四，增加家庭部门的实际收入，一个重要的方向是通过政府的公共政策，在一些领域内增加公共支出，一是教育，一是住房，从而减少家庭部门的相应支出。如果家庭部门的这两项支出可以更多通过公共支出来承担，就可提高家庭部门的实际收入，释放消费潜力。尤其是对于进城务工群体来讲，要能够让其子女更顺畅地进入公办学校，同时在城市提供更多的保障房，降低他们的居住成本。如何解决“有钱没处花”？
可能很多读者会觉得，“有钱没处花”是一个“有钱人的问题”，但实际并非如此。每一个人在其收入水平上都会有很多种消费形式，这就形成了多元的消费需求，相对应地就出现了消费场景不足的问题。
在当前物价处于低位的背景下，CPI的几个大类统计中，被归入“其他”类目的消费价格却在持续上涨，而且上涨的速度非常快。这是结构性问题，养老、医疗、教育、文化、体育这些服务业消费还没有被满足，出现了各个层级消费者“有钱没处花的问题”，需要从供给侧提高消费条件。
最近苏超的火热也说明了一个事实：人们是有消费热情的。而制约在于，消费供给是不是达到了期待，消费场景是不是得到了充分释放。
要改善服务消费的供给能力，应在以下四个方向发力：第一是放松管制。目前，在服务业领域里，仍然存在一些对进口国外服务的限制。政府已经提出，要进一步开放服务业，2024年，医疗、教育已经开始开放，这些产业要进一步降低门槛、扩大开放，提供更多优质供给。
第二，目前一些民营经济在进入医疗、教育等领域时仍存制约，一些服务的提供还存在部门壁垒和管制，需要在服务业准入上大幅度减少制约。
第三，要释放更多的消费场景。一些微观层面的限制，比如一些大城市对于餐饮的外摆位做出限制；演唱会要求半小时内全部疏散人群；年轻人喜欢玩滑板，但在公共空间玩滑板存在限制等等，这些限制应该进一步放松。应加力打造、释放更多的消费场景。例如，城市河道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开放给市民划船；公园里提供更多绿地供大家扎帐篷露营，郊野公园建设一些餐饮住宿空间；社区空地多建几个乒乓球桌等等。这些都属于微观的层面，可以用比较小的投入撬动大的消费，关键在于把工作做精细、做实。
第四是供给结构问题。一方面，大城市的服务业存在劳动力短缺，原因在于进城务工者受制于户籍、住房、子女教育等因素，无法长期留在城市里。另一方面，是短缺和闲置同时存在，比如幼儿园面临少子化，招不满，可考虑将幼儿园服务的年龄拓展到3岁之前。
10年前我们的研究就显示，外来务工人员受制于户籍身份，在其他条件都一样的情况下，人均消费比本地居民少16%~21%。目前有2.7亿农民工和1亿多城镇居民需要实现户籍转变，从释放消费的角度出发，大城市的户籍制度需要加快改革。破除服务业发展的迷思
消费的增长，更多依赖于服务消费的增长。服务消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，就是要求服务的供给者及消费者在同一个时空环境中出现。很多服务消费的新需求，都更加适合在城市发展，尤其适合在大城市发展。
因此，在大城市发展服务业的过程中，首先需要破除以下几点迷思：
第一是在重视制造业的同时，不能把制造业与服务业对立地看，片面地强调制造业比重。随着制造强国目标的提出，中国当前制造业的竞争力来源，已经不再是低成本的生产要素，而是更多依赖创新。研发、设计，品牌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，都能够为制造业带来越来越强的赋能作用。因此，制造业越强，反而生产性服务业在增加值中的占比会持续提升。
在发展制造业的同时，不能形成生产要素要优先供应给制造业的思维，这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形成挤压，反而不利于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。
与此同时，大城市也需要建成消费中心城市。大城市在人口规模、人口密度和人口流量方面的优势，能够为一些新兴服务消费创造空间载体，其中包括文化、体育、娱乐甚至餐饮的多样性等，都将从大城市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。
第二，在服务发展过程中，需要减少此前形成的一些限制性措施。其中，一方面是行业进入的限制，当前国家层面已经提出要加快电信、互联网、医疗、教育等等领域的开放。通过服务业的开放，可以增加国内服务业的供给，提升服务业的质量，有利于促进消费，改善生活品质。有些外资的生产性服务业，也能够更好地对国内其他产业产生带动作用。
此外，在国内市场，民营经济进入服务业也仍然面临一些显性或隐性的成本。一些地方政府之间的“内卷式”竞争，仍然在产生市场分割的效应，对于外地服务业企业进入到本地仍然有着各种隐性的壁垒。因此，要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，对于民营经济进入到服务业领域，要减少制度性障碍。在跨地区经营方面，地方政府要更多地遵循公平竞争审查，对本地和外地企业一视同仁。
第三，人口和劳动力方面，随着制造业出现替代人力的技术进步，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事服务业。与制造业更多与机器打交道不同，服务业里的工作人员更需要与人打交道。我们的研究发现，越早进城的农民工群体，越能够在服务业里找到工作，并且收入更高。因此，为了更好促进大城市的服务消费的发展，必须下大决心尽早降低外来人口落户的门槛；对于暂时不能够通过落户来获得当地公共服务的群体，要加大力度保障其子女入学，并更好地享受公租房、廉租房等公共服务。
第四是城市的空间格局，要更加顺应人口向中心城区集聚的趋势。相比较制造业而言，服务业更加需要人与人之间的见面和交流，因此，服务业比制造业更加依赖于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和人口流量。为此，需要改变在工业化时期形成的通过疏散人口、降低密度来缓解“城市病”的思维方式。随着后工业化时期的到来，应重新顺应人口向中心城区集聚的需要互联网股票配资，在中心城区增加住房供应，包括为从事服务业的群体提供公租房和廉租房，使尽量多的人口能够居住在工作岗位附近，减少职住分离，缓解交通拥堵。我们最近的研究已经用全球数据证实，越是在人口多的大城市，越是服务业比重更高的城市，通过人口重聚中心城区，有利于服务业发展和缓解城市拥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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